有些路是不能回头的，变成异形就是其中之一。
我先想到了这句话，然后再想想，尤其是想到片尾那朵金属制的玫瑰花时，便又想要将这话给抹去了……其实可能确有一条回头路，唯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就好像一切希望都只是过程，唯有在结果不明、目的未知的情况下才能存在；那些能够表现希望存在的电影，它们多半是好的，至少可以让人在允许任意泼洒可能性的联想中回味。
我和Neill Blomkamp并不熟，不知道9区还会有些什么新故事。约翰内斯堡本身是我极为向往的一个城市——我听很多人说南非极乱，黑人的性格极度凶残，但我并没有亲见：告诉我这些的这许多人，他们也并没有亲见，只是还有些没有亲见的人告诉了他们——少量的来源造成了广泛的印象。
那些来源是媒体，就像异形片以及父母、老师、书本、电影和音乐自小告诉我们的那样：外星人多半来者不善，丑恶的多半是邪恶的，陌生人多半不值得信赖，岳父的话多半要听……我们自以为见识太多，哪知我国特色的经验实用主义往往最容易迷蒙我们的双眼。无论是片中主角Wikus，还是座下观看影片的众生，对于自我自身于社会，无一例外存有一套成见般的认定：如果它不曾颠覆，那么我们大多可以享有愚钝的幸福；如果它被迫颠覆了，那只有警醒之后的无尽痛苦——《District9》中是这样，《1984》亦是这样，《夜访吸血鬼》如此，《变形记》也还是如此：几个杂乱的例子，无非是想阐明”我竟非我“的困惑。不管是无奈、被迫还是自愿，当你即将成为少数，被逐渐孤立在几个多数之外：在那过程中，脚踩边缘，被曾经鄙视的排斥，被曾经亲近的背叛，无论是人还是外星人，对所有生物的信任都殆尽，唯有力求自保的信念在支撑一具即使在哲学命题上也早已非我自身的躯体……想想那种心情，倒可以套用一句流行语来概括：这片子讲的真的不是异形，是寂寞。
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讲：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对自身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9区的内在，表现的恰是如此的焦虑：Wikus先生最初急于扮演一种合群的身份，甘为城管队长，带领武装小队组织搬迁工作。即使到感染脱逃之后，开上高科技动力装甲VS暴走之时，原来的面具也还留下小半张：不过，这个运气极好（也可以说是极坏）的人在事发74小时的那会儿多了一种新的认同，或者说是释怀——是幸运的事，因为这运气极好的人，开始逐渐习惯异形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