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一个世纪的智慧——与周有光爷爷的对话
老妈在工作中常常有机会接触这样一群牛人:比如吕叔湘爷爷啊、文怀沙爷爷啊、张志公爷爷啊、李行健爷爷啊……这些爷爷辈的知识分子们,一个个才华横溢,个性鲜明,每个人就像一本看不完的中文百科全书——对了,其中不少人就是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工具书的大专家哦。咱们平时说普通话该如何发音,可都是由他们规定的。
其实我有很多和这些专家大师面谈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学英语的,在这些专家面前,我对自己的中文很没信心,所以,听到有和他们碰面的机会总是能躲就躲……想想真是错过了诸多沾大师仙气的机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这是少读了多少本书啊。所以,这次有机会拜访周有光爷爷,我是绝不能错过了,尤其周爷爷是我从小就很佩服的那种学贯中西的老派知识分子,太有范儿了!
周爷爷可真是国宝级的人物,106岁高龄的他,精通中、日、英、法四国语言,因发明为我们的语言学习提供无限方便的汉语拼音,而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周百科,因为他是《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日文版的国际顾问。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是吕叔湘的同学、沈从文的连襟,还是目前我国惟一一位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人。
周爷爷的家是很普通的民居,简朴而温暖。拜访他的那天,这位一百多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窗边的书桌前,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天蓝色的衬衫熨烫得笔挺,举手投足间都是浓浓的学者气。我仔细研究,除了精气神很好,周爷爷也没有三头六臂啊,同样是人,为什么他的学问能做得这么大哩?
作为一名优秀的英文教师(鼓掌)和一名业余的八卦记者(再次鼓掌),我的职业病忍不住又犯了,一点不见外地向周爷爷抛去诸多问题,下面请看前方发回的报道:
杨思晴:我一直有个疑问,现在的人也是一路上学学过来的,可是很少能企及或是超越你们那些大师的高度。您那时候是上了什么特别神奇的学校,还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什么特别的学习要领吗?
周有光:我们那会儿上学,还真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辛苦,我在小学接受的是日本教育,中学开始接受美式教育,所以一直接受的是General Education和Liberal Education,学习从来都是快乐又轻松的一件事。
我们上中学那会儿,以学习基础知识(也就是工具知识)为主。“国英算——国文、英文和数学是要考试的,其他的科目只是重在培养大家的兴趣,不需要考试,所以学起来根本没有压力。我也觉得不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学习的本质是最大程度获取知识,所以无需在那些自己不感兴趣或是很不擅长的科目上纠结太久。我们那会儿强调“国英算的学习,虽说也存在弊端,但好处是让每个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投身于自己所喜爱的事。我看“国英算这样的工具知识,是一定要在小学、中学学好的。现在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以为把中文或英文学好了就是有学问,其实这些都是工具而已,不是“纯知识。要想掌握“纯知识,可以进了大学利用“工具知识来学习。
我们上学那会儿(我算了一下,应该是90多年前的事儿了),之所以学的东西比较扎实,是因为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这样有这么多的纷扰。比如,那时候的学校都是男校女校分开,所以中学时学生们没机会谈恋爱,也就省去了为爱痴狂、分散注意力的麻烦。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那时候每周上课六天,只有一天的休息。学习时间长,才确保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消化所学的知识。
杨思晴:李开复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提到的,人们学习时常常怀有功利心,总有“这个课程有什么用的疑问。李开复举了个乔布斯的例子,乔布斯在大学里修过在别人眼中毫无用处的书法,而十年后这个经历却成了苹果电脑里漂亮字库的基础,那您在上学时都学了哪些在他人看来无用的东西呢?
周有光:我们上中学那会儿,虽说是上六天课,但所谓的“正课时间只有每天上午3节课,下午全是自由选修课一类的“闲课,大家完全可以凭个人喜好选择想上哪种课,比如音乐啊,舞蹈啊,中国拳啊之类的课程。当然,如果学生古文或英语这类的功课没跟上,也可随时参加补习课。因为有这样自由的学习氛围,那时大家从来没有把所学的东西分成“有用的和“没用的。但若以现在人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我当时学的二胡、小提琴和中国拳,大概可以被归入不太有用的范围里吧。
杨思晴:那您学习二胡、小提琴和中国拳有什么收获呢?
周有光:中国拳分南拳和北拳,我当时很擅长北拳。练拳肯定是可以强身健体的,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在个人安全受威胁时用于自我保护。当时学校里玩二胡的可都是些大师级人物,我们是跟刘天华学的,同学里也有一些像储师竹这样在这方面很有天分的人。赶上同学和老师都是高手,再加上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常常聚在一起玩着玩着就学会了。我学小提琴也学了挺久,直到去了日本,还一直在坚持跟老师上课。当时我的老师建议我每天至少花两三个小时练琴,但我告诉他,我学这个只是simply for fun的,所以练琴没对自己太苛刻。说到学习乐器的好处,对我来说,学过二胡和小提琴后,再去欣赏音乐就能听出好坏之分了,这其实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杨思晴:这么说来,咱们是属于不同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咯?
周有光:是有不同。现在读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人的思想,我们那会儿读书是轻松的读,自由地获取知识。现在教育的内容太多,学生压力很大,是因为中国学了前苏联,搞专业教育,主张“大学就是培养专家的。我们那时的学校是偏向英美教育模式,提倡通识教育,不鼓励你做专家,而是鼓励你拥有广泛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我觉得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而是培养拥有完美人格的人。
杨思晴:您在学生时代,读书是全凭个人喜好呢,还是要按老师规定的书单严格执行?
周有光:我在中学时代,除了规定应当看的书之外,多半时间是自己选择要看什么书的。那时候全凭个人喜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杨思晴:我身边有很多英文不错的同学或朋友,但大家都认为英文即使说得再流利,也无法和母语相提并论。您是怎么学习英文的呢?您英文学的这么好,是不是和当时读教会学校有关?
周有光:我们读的小学和中学也都是那种普通的学校,我的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在进入那里学习之前,我的英文已经说的很流利了,完全不成问题,其他同学也一样。说起学英语,我的起步并不算早,小学就有英语课,但真正开始学英语是始于中学。那时候学校不多,所以老师和同学的水平都非常高。英语课老师都是这么训练我们的:老师准备好话题,让学生抽签,五分钟准备后就得上场讲这个话题。老师还时常让我们对着镜子说,因为这样可以快速找到自己说话的不良习惯,还可以随时观察演讲时的举止风度。我觉得这种训练方式就挺好。
杨思晴:敢情你们那时的学习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地exam-oriented(以考试为中心)啊,我爸爸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哑巴英语,不太注重听说学习,原来早先时候的教书先生反倒是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说意识的呢。
周有光:嗯,那时我们的英语课是很重视表达的。不过学习语言能交流表达自如还远远不够,所以上了大学就换成英国的文学家给我们拔高,教我们怎么把英文文章写得漂亮。
杨思晴:(只有狂点头的份儿了,原来大师都是大师教出来的啊!)
周有光:我读的那所圣约翰大学是所教会学校,建校时间比清朝的京师大学堂还早。我们学校图书馆和阅读室藏书很多,设施很完善。学生们下课常会去那里阅读各国的原版期刊报纸和书籍。我刚一入学就读过英文版的《资本论》,不过这本书真让人头疼,看得我一头雾水很痛苦。因为不懂嘛,就只好隔段时间重新再读过。有次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在阅读室巧遇英国老师,对方冷不丁地提了个问题,问我们报纸应该怎么读?大家一听楞了,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时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看报纸是讲究方法的,每次读报要学会像自己发问,问三个问题:第一,今天的消息哪个最重要?第二,它为什么最重要?第三,这个消息的资讯背景你是不是了解?如果不清楚就应该花时间仔细去查询,把来龙去脉都搞明白……这之后,我们几个人一直按照老师的建议,保持着这个良好的读报和学习的习惯。事实证明,他这一点拨真的让我们收获很大。
杨思晴:这真是个训练英文思维和表达的好方法。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就很少发问,所以很多人会苦于无话可说,苦于表达时难以延展话题。看来以后我也得好好按这种方法训练一下自己。那您又是怎么学好日语和法语的呢?我自己上大学时有过学习德语的惨痛经验,本以为自己有语言天赋呢,结果因为学习二外平添了很多的挫败感。
周有光:语言学习得仰仗语言环境。法语是我上学时学的第二外语,所以和英文是一样的学法。学日语是在我留学日本阶段进行的,日语本来就很简单,有语言环境很快就能学好。不过,现在我的法语和日语都有退步,因为自己年龄太老了,又很久不接触这两门语言,如果30年都不用,那语言的功能就会慢慢退化。还好英文没受影响,因为英文我还是天天接触常常使用的。
杨思晴:(早就听妈妈说过,周爷爷很早便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因为坚持读书看报,所以国内外所有资讯消息他都了如指掌。放在手边随时翻看的书籍当中,有很多英文原版书籍,对他来说看英文版的书就像看母语的书籍一样…… )
周有光:你上学读的是哪所学校?
杨思晴:我大学四年是在北外读书。毕业以后去英国的利兹大学读的传媒专业的研究生。
周有光:很好。只学语言是不够的,毕竟语言只是个工具。所以你又读了个专业是不错的选择。语言学好了,可以借助语言的优势投身自己真正有所精专的领域,做出一番成绩来。
杨思晴:前阵子日本地震,您关注那些资讯了吗?
周有光:当然。
杨思晴:当时看了地震后,当地人那么井然有序地排队打电话的资讯图片,我就感慨来着,这恐怕是我们国人一时半会儿赶不上人家的。
周有光:是啊,我接受过日式教育,也在日本留过学,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日本国民的素质就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编写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原版是一套30本书,早年在中国印刷的时候,为了省钱,被印成10本或20本一套。结果三年过去,人家告诉我,这套书在中国才卖掉20万册。而在只有我们国家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那30本一套的书,在同样的时间里就轻松卖出了70多万册。这就是差距。当我们和别人有差距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不能硬着头皮吹嘘自己的好,我们要承认有差距,才能不断进步。
其实我还想问他上学的时候有什么不擅长的功课没有,但一激动忘记了发问。但后来想想,他大概不会有什么不擅长的功课吧,因为照他的描述,学习一向这么地简单而又轻松,应该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吧。
看着眼前的这个可爱的老人,不禁被他身上散发的强大的正面能量所感染。现代都市人总爱标榜“格调,以为身穿Giorgio Armani或Versace,手拎LV、Prada或是Hermes包包、出入于大大小小的时尚派对,或是在情调高雅的咖啡厅,手捧着摩卡、拿铁或是卡布其诺,读本英文杂志就是格调了。但比起周爷爷,境界还差的远着呢。在大多数人不知世界的摸样时,他已在日本留学,在美国和欧洲工作,游走了大半个地球,接触过很多真正的伟人。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周爷爷,早已是宠辱不惊。退休的他,每天仍穿着整洁的衬衫,106岁的高龄,除了要戴助听器,并无多少老态。而他的思想更是年轻,各种新鲜玩意儿不仅知道还能亲身体验,例如微博,刚开没多久,粉丝就已高达4万6千多人次。
说起来,周爷爷并不是个“精彩的文人:他没有风流浪漫的情感故事,与已故的老伴儿张允和一生恩爱,两人相依相携、读书散步、红茶咖啡、举杯齐眉;他不是呼风唤雨万众瞩目的媒体明星,留给世人的是一笔笔岁月耕耘的文献巨著;他没有值得炫耀的豪宅别墅,房间异常简朴,但他会笑着告诉你: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50多年前,他写下了《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好一颗平常心,任世间变化,我自泰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大格调,大智慧吧。
本文摘自英语杨思晴的博客,博文链接地址:http://yangsiqing.blog.sohu.com/175725708.html
(编辑:赵颖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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